羅大美遇害29個月還未下葬 司法程序引關注。2023年7月，河南南陽網(wǎng)紅“羅大美”尚某鋒被熟人誘騙殺害，尸體被掩埋于紅薯窖中。案件震驚全國。2025年10月，一審法院判處主犯余金生死刑，其同居女友沙玉姣死緩，另一同伙楊恒獲刑十三年。三人均提出上訴，被害人親屬亦申請抗訴。同年12月5日，該案將進入二審程序。與此同時，尚某鋒的遺體已停放超過28個月，仍未安葬。這場悲劇不僅導致家庭破碎，還引發(fā)了公眾對司法程序的關注。

中國刑事訴訟實行“兩審終審制”，即一個案件最多經過兩級法院審理即告終結。一審判決并非最終結果，被告人有權在判決書送達后十日內提出上訴。同級人民檢察院若認為判決“確有錯誤”，也可在十日內提出抗訴。本案中，三名被告人均不服判決，分別以“罪不至死”“受脅迫”“未參與預謀”為由上訴。而被害人親屬則認為從犯楊恒作用積極，應認定為主犯，遂請求檢察機關抗訴。盡管檢方尚未明確是否支持抗訴，但家屬的申請本身即觸發(fā)了法定審查程序。

上訴權是被告人的基本訴訟權利，法律嚴禁剝奪。即使被告人當庭認罪，仍可上訴。其目的是通過上級法院復查，防范冤假錯案。而抗訴則體現(xiàn)檢察機關的法律監(jiān)督職能。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本人無權直接上訴，但可在五日內請求檢察院抗訴，后者須在五日內答復。這種設計既保障了救濟渠道，又防止濫訴。即便只有被告人上訴，二審也必須依法受理。而一旦檢方抗訴，即便被告人撤回上訴，審理仍將繼續(xù)。

二審并非簡單重復一審，而是對全案進行“全面審查”。法院不僅要重新審視事實認定、證據(jù)采信、法律適用和量刑是否恰當，還需核查審判程序是否合法。例如，是否存在非法取證、法官應回避未回避等情況。對于死刑案件、被告人對事實有異議或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法律規(guī)定必須開庭審理。羅大美案涉及死刑判決且存在抗訴申請，因此二審開庭不可避免。屆時，法庭將傳喚當事人、聽取控辯雙方意見，必要時還可調取新證據(jù)。整個過程公開透明，確保司法公正經得起檢驗。

二審的判決結果有四種可能：維持原判、依法改判、發(fā)回重審，或查清事實后直接改判。若一審認定事實清楚、法律適用正確，二審將維持原判；若量刑不當或法律適用錯誤，則可直接改判；若事實不清或程序違法，案件將被發(fā)回一審法院重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訴不加刑”原則——只要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訴，二審不得加重其刑罰。這是為了消除上訴顧慮，保障權利。但若檢方抗訴或自訴人上訴，則不受此限。羅大美案若檢方最終提出抗訴，法院在認定楊恒為主犯的前提下，完全可能將其刑期加重。

本案爭議焦點之一，正是楊恒的“從犯”認定。根據(jù)刑法，主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或起主要作用的人，從犯則是起次要或輔助作用者。司法實踐中，是否親手殺人并非唯一標準。若某人參與預謀、控制被害人、指揮行動或對犯罪完成起到關鍵作用，即便未動手，仍可被認定為主犯。例如，在綁架案中負責拘禁、威脅或轉移贓款者，常被視為主犯。羅大美案中，楊恒以談生意為由誘騙被害人至作案地點，這一行為直接促成了犯罪實施。若證據(jù)顯示其深度參與共謀并積極執(zhí)行，法院在二審中重新認定其為主犯，并非沒有可能。

案件審理的延宕使得尚某鋒遺體停放至今已超兩年。遺體長期停放雖不直接影響司法程序，卻給家屬帶來巨大心理與倫理壓力。按慣例，刑事案件中遺體需待司法鑒定完成、訴訟程序基本結束方可火化。尤其在命案中，若案件上訴，法院可能要求保留遺體以備復查。此外，附帶民事賠償未執(zhí)行完畢，也常成為家屬暫不處理后事的原因。這種“司法等待”背后，是法律程序與人倫情感的現(xiàn)實沖突。對公眾而言，理解這種延遲也是理解司法審慎的一部分。

羅大美案二審即將開庭，無論結果如何，都將是一次對正義實現(xiàn)方式的檢驗。它提醒我們，司法不僅關乎懲罰，更關乎程序正義與權利平衡。每一個上訴與抗訴都是制度自我校正的機制。而公眾對“為什么這么慢”的追問，恰恰推動著司法透明與效率的提升。在情緒與法理之間，唯有理解規(guī)則才能更好守護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