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在外地參加同學召集的聚餐，事后其中一人送他回賓館。醉酒的男子突然稱要開車回家，同行人勸阻無效，男子開車發(fā)生事故不幸身亡。家屬起訴當晚同飲的十余人，法院判決飯局組織者和最后的同行人分別賠償11萬余元。

2023年4月，李宇邀請朋友及客戶十余人參加聚餐晚宴，同學王鵬提前兩天開車到達株洲，將車輛停放在入住賓館停車場。16日晚，王鵬因知曉晚上會飲酒，并未開車出行。晚餐中，王鵬主動參與飲酒，無強行勸酒或敬酒行為。次日凌晨2時，李宇的朋友楊震和王鵬一起吃了米粉。隨后楊震把王鵬送到入住的賓館?；刭e館途中，王鵬提出要開車回湘潭，楊震勸阻無效后給李宇發(fā)微信，稱王鵬要開車回家，但李宇當時睡著了，直至次日早上才看到短信。李宇這時才得知，王鵬凌晨4時酒后駕駛小車，與橋墩發(fā)生碰撞，造成車輛受損、王鵬受傷的道路交通事故。23天后，王鵬因搶救無效宣布死亡。

王鵬的家屬認為，李宇等十余人同行飲酒人員未盡到提醒義務，放任王鵬酒后駕車發(fā)生交通事故死亡，應當對王鵬死亡產生的損失承擔一定賠償責任，起訴到湘潭市岳塘區(qū)人民法院。

岳塘區(qū)法院認為，王鵬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違反交通安全法規(guī)，酒后駕車發(fā)生交通事故致死，其應對自身死亡負主要責任。李宇作為活動的組織者，與其他同行人員相比，負有更大的規(guī)勸、提醒和照顧等安全保障義務。該義務并不僅限于口頭提示，而是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參與活動人員避免發(fā)生潛在的危險。李宇雖無法判斷王鵬會臨時提出要開車回家，但在明知王鵬醉酒情況下，與王鵬分開后未積極留意、關注王鵬的去向，導致楊震在王鵬準備駕車離開制止無效情況下，發(fā)微信告知時無法及時獲得幫助。因此，李宇作為聚會的組織者，明知或應知王鵬可能發(fā)生危險，未盡到有效地照顧、護送或保證安全等義務，對王鵬的死亡有一定過錯，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楊震雖和王鵬系初次見面，已極力勸阻王鵬，但是楊震作為當晚與王鵬同餐、宵夜的同行人員，明知王鵬過量或者超量飲酒，應當預見放任王鵬開車具有難以自控的危險性。但楊震聽任王鵬酒后駕車，放任危險或傷害事件發(fā)生，既未及時致電李宇，也未采取合理措施干預、阻止王鵬開車，因此，楊震主觀過錯明顯，應當承擔相應責任。

法院認為，雖然本案同餐飲酒人員有10余人，但是與王鵬沒有存在勸酒、惡意灌酒等行為。聚餐結束后，除李宇、楊震外，其他人員即與王鵬分開。且王鵬是隨活動召集者李宇一同離開，其他人員均系李宇召集與王鵬并不熟識，也不知曉王鵬家在何處，王鵬離開時并未駕駛車輛，其他人員無法預料王鵬會在散場數(shù)個小時后半夜突然駕車回家，因此，不應過分要求其承擔酒后注意義務。

最終，法院酌情認定李宇、楊震各自責任比例為10%，其余80%責任比例由王鵬自擔。王鵬的死亡損失共計111萬余元，法院判決：被告李宇、楊震分別一次性賠償王鵬家屬各項損失11萬余元。王鵬家屬不服，提起上訴。湘潭中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判決現(xiàn)已生效。

法官介紹，當飲酒后駕車發(fā)生車禍，同飲者是否需承擔法律責任，并非一概而論，而應聚焦于其在具體場景中是否切實履行了合理的安全注意義務。與普通參與者相比，聚會組織者負有更重的提醒、規(guī)勸和照顧義務。這種義務并非僅限于口頭提示，而應體現(xiàn)在對潛在危險的預判與有效防范上。相較于組織者，同行者的安全注意義務雖強度稍低，但同樣不應僅局限于“口頭勸阻”。本案中，楊震與王鵬共同參與晚餐及宵夜，基于同行關系產生了相互照顧、保障彼此安全和防范危害發(fā)生的義務。這種義務在王鵬醉酒且意圖駕車時，被賦予了更高的要求。楊震雖實施了勸阻行為，但在勸阻無效后，未采取進一步的有效措施，如滯留看護、聯(lián)系他人協(xié)助或報警等，而是選擇自行離開，其行為構成對危險的“消極放任”，未能盡到同行者應有的安全保障責任。共同飲酒人安全注意義務的程度應以一般人的普通注意為限。未勸酒者或未飲酒的聚餐參與者，既非飲酒安全風險的制造者，也非風險的引起者，未對他人人身安全形成直接或間接的威脅，通常不具備法律上的責任基礎，不應被苛以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