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金融法院就一起私募基金投資糾紛作出終審判決，駁回投資者沈某的全部上訴請求，維持原判。此前，沈某因投資的“朝陽鴻逸1號證券投資基金”凈值大幅下跌，將基金管理人向日葵投資和代銷機構長江證券訴至法院，要求賠償101萬元投資本金及相關費用，歷經一審、二審，其訴訟請求均未獲法院支持。

“朝陽鴻逸1號證券投資基金”成立于2015年4月27日，同年4月30日在中基協(xié)完成備案，產品類型為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為向日葵投資，基金運作狀態(tài)為提前清算。該基金無托管人，信息披露相關月報、季報、年報均基本按時完成披露。2015年4月14日，沈某通過長江證券認購該基金，投資本金101萬元，對應持有基金份額1000161.6份，持倉成本1.01元/份。

基金成立后凈值持續(xù)波動下跌。2020年3月2日，基金單位凈值為0.59。2020年7月1日至當年12月31日，基金單位凈值在0.62至0.8之間。2021年12月31日，基金單位凈值跌至0.4。截至案件審理階段，基金單位凈值已跌至0.02元，沈某持有的份額對應資產金額僅余20003.23元，本金虧損幅度超98%。

根據中基協(xié)公示信息，向日葵投資成立于2007年4月5日，2014年12月24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機構類型為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公司注冊資本與實繳資本均為5000萬元，法定代表人、會員代表均為郭慧，實際控制人為廖冰與郭慧。公司現有高管3名，員工19名。截至信息更新時，該機構管理的基金產品中，正在運作的有23只，延期清算5只，提前清算48只，正常清算產品僅2只。

2024年，沈某向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向日葵投資與長江證券共同賠償其投資本金101萬元、律師費1萬元，并承擔案件訴訟費用。一審敗訴后，沈某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訴，主要圍繞募集階段適當性義務、管理階段的管理義務以及信息披露義務等方面展開。

沈某主張，在募集階段，長江證券作為代銷機構，在其從未接觸過高風險私募基金投資的情況下，不當干涉其風險評測流程，致使其風險測評結果為激進型，與產品高風險等級形成錯配；同時未告知基金“未設置止損線”“無托管人”等核心風險信息，存在明顯過錯。在管理階段，向日葵投資未按合同約定履行管理職責，未對投資顧問的投資指令進行審核，放任投顧直接操作基金投資，未盡到忠實勤勉的管理義務；同時，兩被上訴人均未充分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導致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沈某認為，這些過錯行為與其投資損失存在直接因果關系，應承擔賠償責任。

針對沈某的上訴主張，向日葵投資與長江證券均作出了相應抗辯。向日葵投資表示，在募集階段已全面履行適當性義務，沈某簽字確認知曉產品高風險屬性，其認購時證券賬戶資產超440萬元，符合合格投資者標準，且已按合同約定履行管理義務，投顧的投資建議符合合同約定，同時已通過多渠道履行信息披露義務。長江證券則表示，其與沈某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基金合同關系，作為代銷機構已依法依約履行適當性義務，不存在誤導和過錯；已完成合格投資者認證，沈某的風險測評結果為激進型，與案涉高風險產品適配，也已通過風險揭示書明確提示產品風險，完成了適當銷售義務。

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一審審理后認為，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向日葵投資與長江證券存在履職不當的情形，沈某的投資損失與二被告的行為之間缺乏法律上的因果關系，遂判決駁回沈某的全部訴訟請求。沈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后，上海金融法院二審審理認為，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未能提供證據的，應承擔舉證不利的后果。

最終，上海金融法院于2026年3月初作出終審判決，駁回沈某的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13980元由沈某負擔。此案作為私募基金投資領域的典型糾紛，圍繞賣方機構適當性義務、管理人勤勉盡責義務、信息披露義務等行業(yè)核心合規(guī)爭議點展開，其終審判決結果也為私募基金行業(yè)的合規(guī)運作與個人投資者的理性投資提供了司法實踐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