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結束后,承認南京大屠殺成為檢驗日本良知與國格的重要問題。國際社會的報道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將日軍在南京犯下的罪行釘在了人類文明的恥辱柱上。但隨著20世紀40年代冷戰(zhàn)開始,美國對日政策從懲罰轉向扶植,軍國主義在日本社會再度抬頭。進入20世紀60年代,日本右翼勢力為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企圖隱蔽真相、篡改集體記憶,掀起了一場“記憶謀殺”。
日本右翼勢力首先從教科書和宣傳刊物入手,試圖構建一套替代性敘事,推翻“東京審判史觀”。學校教材和《大東亞戰(zhàn)爭的真相》等宣傳物中,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行為被描述為中性的“進出”,甚至美化為“亞洲解放”。為消解罪證,右翼分子還會造假。例如,丙級戰(zhàn)犯田中正明在其著作《南京大屠殺的虛構》中公然篡改松井石根的戰(zhàn)時日記,刪除關鍵記錄,通過毀滅證據(jù)來論證屠殺“純屬虛構”。
日本右翼構建“歷史虛無主義”機制的核心邏輯是極端詭辯——“無書面命令論”。他們設立了一個幾乎不可能滿足的證據(jù)標準:除非找到天皇或最高指揮官親筆簽署的“屠殺”命令,否則一切暴行只能歸咎于個別士兵的違紀。許多為戰(zhàn)爭辯護的右翼人士本身就是戰(zhàn)爭參與者甚至戰(zhàn)犯,深知二戰(zhàn)時期日軍普遍存在“默認”與“口頭傳達”的指揮文化,并且日軍也在戰(zhàn)敗前銷毀文件掩蓋罪證。
盡管如此,日本國內(nèi)仍有許多人愿意坦誠面對歷史事實,支持正義。如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者洞富雄和《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等人,他們在艱難環(huán)境中守護著真相之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為了在高中教科書中保留關于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的真實記載,不惜賭上職業(yè)生涯,從1965年開始向日本政府提起長達32年的訴訟。這場漫長的抗爭最終迫使日本最高法院在1997年做出裁決,認定文部省要求刪除相關歷史描述的行為違法。
家永三郎的精神激勵了更多堅持真相的人。大學教授笠原十九司在家永三郎的影響下開始對南京大屠殺進行取證研究。小學教師松崗環(huán)則創(chuàng)立了“延續(xù)南京記憶會”,通過侵華日軍士兵口述證言揭露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情況。
2015年,《南京大屠殺檔案》被列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意味著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已經(jīng)被寫入全人類的共同記憶,軍國主義在人類文明共識面前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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