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去世曾強調“承認一個中國是中美關系重要前提”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圖片來源：《華爾街日報》）

中國臺灣網(wǎng)11月30日訊據(jù)央視新聞客戶端消息，當?shù)貢r間11月29日，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歲。

在中美建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訪華，與中方攜手促成了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對中國進行的“破冰之旅”，實現(xiàn)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2023年7月，訪問過中國一百多次的百歲基辛格再次訪華，他表示，中美兩國關系關乎世界和平和人類社會的進步。

據(jù)報道，在基辛格訪華50年的紀念大會上，當時98歲高齡的基辛格強調，1971年中美實現(xiàn)關系“破冰”的重要前提是，美國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承認“中國視臺灣為本國的一部分”，這是奠定中美關系的前提條件，美國承諾不會挑戰(zhàn)這一立場。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兩國都應該明白，這一兩國關系的前提條件依然有效，“甚至比當時更有效”。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國費爾特市。

1938年，他移居美國，1943年加入美國國籍，1943年至1946年在美國陸軍服役，1950年畢業(yè)于哈佛大學，1952年獲文學碩士、195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1951年至1969年，基辛格任哈佛大學國際關系研究班執(zhí)行主任、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負責人、講師、副教授和教授。

1969年至1974年，基辛格任尼克松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69年至1975年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3年至1977年任美國國務卿。

他曾獲1973年度諾貝爾和平獎，1977年被授予美國總統(tǒng)自由勛章。

基辛格博士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他秘密訪華，與中方攜手促成了1972年尼克松總統(tǒng)對中國進行“破冰之旅”。

在中國人的當代國際視野中，個子矮小的亨利·基辛格是極其引人注目的存在：在歷史的亮處，他參與制造了中美蘇大三角架構，介入了當代中國對外開放的啟動過程；在歷史的暗格中，他的密室式智謀和對巨大權力的功能性使用，也與東方傳統(tǒng)的政治運作習性不無投契。

基辛格博士在中美關系上的貢獻，既源自其歷史角色的造就，也是其性格使然。

10月24日，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在紐約舉行年度頒獎晚宴，兩國領導人向晚宴致賀信。

晚宴向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頒獎，表彰他為中美關系發(fā)展所作的卓越貢獻。

百歲高齡的基辛格在接受頒獎時，全場嘉賓報以持久熱烈掌聲。

他在獲獎致辭中說，“我一生中一半時間都在為美中關系工作”，美中之間的和平與合作至關重要，符合兩國和世界的利益。

基辛格呼吁美中兩國共同推動雙邊關系重回正軌，“正如我50年前所相信的那樣，我們能找到克服困難的出路”。

美國著名傳記作家沃爾特·艾薩克森曾為基辛格寫作傳記《基辛格傳》，從這本書中，我們能更深入了解基辛格在歷史上的角色和貢獻。

《基辛格傳》，[美]沃爾特·艾薩克森著，朱敬文/李耀宗譯，中信出版社，2023年9月。

基辛格的復雜性

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對于這位上世紀70年代全球權力最大的人的評價截然對立。

基辛格在他的歷史時期中發(fā)生的重大事件——敘利亞入侵約旦、古巴導彈危機、越戰(zhàn)、中情局推翻智利當選總統(tǒng)阿連德、石油危機中淋漓盡致的“雜耍術”，有人敬佩有人憎恨。

憎恨甚至深入到了基辛格的私人生活當中。

不少人對于基辛格的社交既饒有興趣又大加抨擊——這表明的或許是一種弱者的姿態(tài)。

無論對基辛格做出什么評價，很可能都是不全面的。

基辛格的政治巔峰期時處冷戰(zhàn)，兩大集團對政治、軍事、經(jīng)濟和思想資源進行公開或不公開地爭奪，意味著明確的戰(zhàn)略目標，意味著大量的謀略需求。

而基辛格的歐洲猶太后裔背景、思維方式和出眾智商，都與這樣的時代適配。

他既有構建格局的能力，也有對權力極致運用的能力。

在這樣的非共存時代，關于國際法理性和謀略正義性的質疑，往往是蒼白的——如同對于蘇秦、張儀進行道德考究。

但在后冷戰(zhàn)時代，基辛格的政治經(jīng)驗和立場就顯示出不相融合之處。

“歷史終結”以后，一度人們認為一個詩意化的時代將要到來——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只是其外在表征。

在這個新時代，謀略和傳奇都已不再有過去那樣的龐大市場。

而基辛格的智慧感和權力感也多少會令政治同仁生畏。

因此，自福特政府末期離開政府之后長達30多年里，基辛格只能在野。

他仍然有能力用自己的方式影響美國的外交決策，但是，在新時代，他所受到的尊重，更多像是對于政治遺老的賜予。

現(xiàn)實主義的基辛格，在理想主義的時代有點黯淡了，而在當年在暗格中的作為，則被凸現(xiàn)。

均衡外交

基辛格的政治生涯，不是筆者要討論之處，盡管沃爾特·艾薩克森在《基辛格——大國博弈的背后》一書中做了鮮活的闡釋。

在那些關于基辛格為人熟知或不知的故事所累積起來的厚重人生背后，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是：

基辛格的外交思維在今天還適用嗎？

作為美國對華政策最著名的“鴿派”，這個問題對于中國讀者就更有價值。

基辛格的外交理念，營養(yǎng)于歐洲保守主義的池子中。

在大學時代，基辛格就對德史學家施本格勒倍感興趣。

在施本格勒看來，歷史的發(fā)展是遵循生物生長的自然法則的，因此，西方文化注定沒落，它將成為大規(guī)模生產(chǎn)和實利主義的犧牲品。

從日后基辛格的政治歷程看，施本格勒的影響力顯而易見。

施本格勒或許還灌輸了成長期的基辛格一種內在的使命感——他需要在這個世界做一些事。

基辛格的使命感，最終通過傳奇式的打開中國之門和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而得到了滿足。

這些成就，也造就了他外交理念的系統(tǒng)性——均衡外交才是最有價值的追求。

19世紀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則為基辛格提供了現(xiàn)實的成功版本。

梅特涅最大的成就，就在外交方面。

他通過長袖善舞，保證了日落西山的奧地利保持與其實力不相匹配的大國地位，持續(xù)了近100年。

這個成果一定會讓基辛格著迷——當基辛格被尼克松從政敵提拔為盟友并執(zhí)掌美國外交大權時，基辛格似乎面臨與梅特涅相同的情況：蘇聯(lián)在航天、工業(yè)、GDP各個領域都在發(fā)起進攻。

相較而言，美國處于守勢，施本格勒預言的“西方的沒落”似乎正在實現(xiàn)。

歷史和現(xiàn)實都在暗示：唯有均衡外交才能救美國。

基辛格使用的一切外交手腕及努力建立的網(wǎng)絡，思維基點都基于此。

從這個角度說，“乒乓外交”創(chuàng)造的“小球轉動大球”，并非歷史偶然。

“在一切衰敗不堪的時候，我們?yōu)槊绹Ｗ×艘恍┰獨?，這是我們的功績所在?！被粮窈髞砜偨Y。

基辛格對于中國外交，既是他者，又不是他者

無疑，源自埃德蒙·柏克、發(fā)韌至梅特涅并由基辛格繼承的歐洲保守主義，加之施本格勒的歷史命定論，與美國的主流世界觀有內在沖突。

美國的主流世界觀，就是以新羅馬帝國自命。反映到外交政策上，在里根時代以后，推行的美式價值觀代替了基辛格時期的均衡外交。

里根－撒切爾主義結束了冷戰(zhàn)并成為勝利的一方，進一步鞏固了之后歷屆美國政府的“價值觀外交”理念。

一極獨大時代，這種帶有攻擊性的美國外交方針似乎并沒有付出多大成本。

但是，自小布什時期以來，美國的非均衡外交的危險性開始出現(xiàn)。

與“老歐洲”的一度疏遠，與中俄關系的沉浮，都在反證均衡外交的某種必要性。

這種必要性，隨著金融危機而更加突出。

從中國角度看，基辛格基于實力的均衡外交政策迄今也是有建設性的。

中國與外部打交道的許多重要經(jīng)驗，其實也建立在對均衡外交的認知上。

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中國創(chuàng)造了對外關系的固定模式。

基辛格對于中國外交，既是他者，又不是他者。

他具有超越中美外交史的思維。

盡管這種思維是經(jīng)驗的總匯，但在今天，卻因為時代的變化而仍然具有超驗性。

從這個角度說，基辛格對于中美關系的思維，已經(jīng)穿越了歷史的明暗，仍然發(f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