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6日，香港男星張致恒在社交平臺緊急發(fā)文求工作：“急需6800港幣交租，否則一家六口將無家可歸！”這一求助迅速登上熱搜，引發(fā)公眾對明星生存困境的廣泛討論。張致恒的遭遇不僅是個體悲劇，更是香港娛樂圈生態(tài)與明星社會角色變遷的縮影。與此同時，內地明星近年來在輿論場中的爭議，也折射出娛樂行業(yè)更深層的矛盾與反思。

張致恒曾是香港偶像組合BOY'Z成員，早年憑借陽光形象和影視作品嶄露頭角。然而，2019年他因“腳踏五船”丑聞遭娛樂圈封殺，事業(yè)一落千丈。盡管嘗試過酒店服務生、工地工人、街頭派傳單等十余份工作，但均未堅持超過一個月，收入難以負擔香港高昂的房租（市中心一居室月租約1.86萬港幣）和四名幼子的生活開支。

其妻雯雯在社交平臺曬出房東驅逐通知，直言“撐不到幾個月”，并附上黑色背景的“再見”字樣，引發(fā)網(wǎng)友兩極反應：有人同情孩子處境，呼吁社會援助；更多人則批評其“頻繁賣慘”“依賴網(wǎng)絡乞討”，甚至曬收款碼求網(wǎng)友資助的行為被視為“消費善意”。

張致恒的困境并非孤例。香港影視業(yè)近年因內地市場崛起和流媒體沖擊，本地制作大幅萎縮，許多配角演員面臨“無戲可拍”的窘境。疫情期間行業(yè)雪上加霜，部分老藝人被迫轉行服務員或司機，甚至蝸居6平米的“棺材房”。

藝人收入高度依賴曝光率，一旦失去流量，難以維持高消費生活；

自由職業(yè)者缺乏穩(wěn)定社會保障，房租、醫(yī)療等壓力遠超普通家庭。

網(wǎng)友既感慨“明星也不過是普通人”，又質疑其“放不下身段”。這種矛盾心態(tài)反映了對明星“特權”想象的破滅，也暴露社會對“失敗者”的苛刻審視。

與張致恒的生存危機不同，內地明星更多面臨公眾形象與專業(yè)能力的雙重拷問。

楊冪近期因在C擴期刊發(fā)表論文遭質疑“注水”，盡管查重率僅0.9%，仍被批“演技不足卻強立學術人設”；翟天臨2019年因“不知知網(wǎng)”事件學術造假，直接斷送職業(yè)生涯。

劉詩詩、周雨彤在巴黎奧運會期間因“擺拍觀賽”“不合時宜的歡呼”被批“將賽場當秀場”，凸顯明星借公共事件營銷的功利性。

觀眾對明星的容忍度逐漸降低：楊洋將“駕馭”讀錯、孟美岐寫錯“金榜題名”等“文盲”行為遭群嘲，反襯出公眾對“實力派”的渴求。與之對比，唐嫣憑《繁花》演技翻身、易烊千璽以“奧林匹克之友”身份傳遞體育精神，則證明業(yè)務能力仍是立足之本。

內地明星更善于利用流量變現(xiàn)，但也需承擔社會責任。例如，吳京通過“高、急、特”人才政策獲高級職稱，既受益于政策紅利，也需面對公眾對其專業(yè)資質的審視。

無論是張致恒的生存危機，還是內地明星的輿論爭議，均指向娛樂行業(yè)的深層問題。

頭部明星日薪百萬，腰部以下藝人卻難以為繼，行業(yè)資源高度集中；

公眾既渴望明星“接地氣”，又對其道德瑕疵零容忍，導致人設崩塌風險加??；

香港缺乏針對過氣藝人的保障機制，內地則過度依賴市場調節(jié)，忽視職業(yè)培訓與轉型引導。

張致恒的求助帖像一面棱鏡，折射出娛樂工業(yè)的殘酷法則：明星既是造夢者，也是系統(tǒng)脆弱性的承受者。當光環(huán)消散，他們與普通人一樣需面對生計壓力。而內地明星的輿論風波，則提醒行業(yè)：流量狂歡之外，專業(yè)素養(yǎng)與社會責任才是長久立足之本。

或許，娛樂圈需要更多如鳳凰傳奇“五五分賬”的契約精神，也需要社會對“失敗者”多一份包容。畢竟，在生存與尊嚴面前，明星與普通人并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