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今年32歲，其中有19年，她做著同一個噩夢。

夢里，一個看不清長相的男人掐住她的脖子，掐到快要窒息。即便只是描述這個畫面，李佳都感到極度的恐懼，她喘著氣，口罩一張一縮。

這個夢真實發(fā)生過。2005年8月，李佳13歲。一天，在父親家里，她被一個56歲男人王建強奸，“再喊就弄死你”，男人用力掐著她的脖子說。后來脖子成了她身上最敏感的部分，假如被人觸碰，她會大聲尖叫。

經(jīng)法院審理查明，強奸的幕后指使是她的父親李國華和女友王珍。賣掉李佳的初夜后，他們得了1500元的好處費。之后，李佳又被賣到了兩家洗浴中心，在那里被侵犯了三四十次。

案發(fā)后，當?shù)胤ㄔ号袥Q如下：王珍、李國華因介紹、容留賣淫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 3 年；強奸她的王建因嫖宿幼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5 年。

嫖宿幼女罪自1997年成為單獨罪名以來，一直飽受爭議。爭議的焦點是對受害幼女的污名化。然而在許多案例中，她們是被脅迫的。

2015年，嫖宿幼女罪廢除。但19年來，“嫖宿”兩個字始終纏繞著李佳。

李佳回憶起痛苦的往事，揉碎的紙屑。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攝

李佳不是她的名字，是化名。

19年來，她辛苦地藏著一個秘密。擔心秘密藏不住，是她這些年最大的恐懼。沒有形狀的恐懼，把她的背和脖子都壓彎了，走在路上她抬不起頭，感覺很多雙眼睛都在盯著自己。就算抬起來，也不會有人知道她長什么樣——她總是戴著口罩。

在家里，李佳也戴口罩，有時睡覺也不摘。房間十平米，只放著一張床，卻是她的整片天地。在床上躺著，她才有安全感，閉著眼睛躺一整天，什么也不干。心情沒那么糟糕的時候，她會刷刷手機，大數(shù)據(jù)推什么，就看什么。她說這叫“大腦沒有意識地活著”。

偶爾她會說服自己，如果不說出去，就沒有人知道。但大多數(shù)時候，她說服不了自己，她覺得所有人都知道她的過去。

給她造成痛苦的是“嫖宿”兩個字?？蔀槭裁疵髅魇莿e人的罪名，卻讓她承受著罪名帶來的“懲罰”？這和“嫖宿幼女罪”的認定前提有關——侵害的對象必須未滿14歲，且是“賣淫幼女”。

為了證明李佳是“賣淫女”，被告人王建在2006年4月3日的警方調查筆錄中供述，“發(fā)生性關系時，我看她沒什么反應，我就知道她不是處女”；“沒有反抗，都是定好的事，她想找都找不到呢。哪能反抗？”

這些讓她感到極其羞辱的謊言，后來成為了呈堂證供。在法院宣判“嫖宿幼女罪”之后，李佳的內心充斥著巨大的冤屈。這些年，她無法找回自己的清白。

王建具體是怎么侵犯她的？第二個強奸她的人長什么樣？在洗浴中心待了幾天？那些記憶里最“羞恥”的細節(jié)，李佳“記不得了”，她反復強調，不是故意不說，是“被大腦強制性刪除了”。

羞恥也讓她遠離了外界。因為怕被別人說她是“小姐”，她中斷了學業(yè)，一同切斷的還有與同學的所有聯(lián)系。和現(xiàn)在一樣，那時候她也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緊閉房門，不出去，也不讓人進來，“你們誰都別靠近我，別和我說話”，她對母親大喊著，嘭地關上門。

在關上的房門背后，她會拿刀在手上隨便劃拉幾道口子，不覺得疼，也沒什么感覺。自殘持續(xù)了七年，她討厭自己的身體，她覺得臟，這一切也是因為羞恥。

嫁人后，擔心被丈夫發(fā)現(xiàn)，她不再自殘了。但還是一躺躺一天，極少數(shù)時候，她會強制自己去做點事情，比如去學校接孩子，短短20分鐘的路，每一分鐘李佳都在經(jīng)受著折磨，是不是所有人都把她當作“賣淫女”？有時這種擔心被人看穿的恐懼會讓她一瞬間大腦空白，“突然就不知道自己在哪，該坐什么車，間歇性找不到家是常有的事”。

一天，李佳刷到一條和她情況類似的新聞，她沒細看，快速地刷下去看評論。大多數(shù)評論都是善意的，但還是有刺激她敏感神經(jīng)的言語，“這個女孩怪誰呢？現(xiàn)在才說，早干嗎去了？”李佳聯(lián)想到自己，“我有地方說嗎？法院都判了，誰還相信我？他們不相信，我又說了，那我怎么辦呢？”她越說越急，氣憤和痛苦壓得她喘不過氣，閉上眼睛緩了很久。

在與新京報記者交談中講起父親，李佳說了24次“恨”，和41次“害怕”。

在那個重復了無數(shù)次的噩夢里，李佳從來沒有反抗，只有恐懼。但在現(xiàn)實中，她反抗過。那是她第一次被侵害時。2005年8月的一天，她坐在炕上看電視，突然一個男人闖進來，撕她的衣服。她用盡力氣推他踹他。但她只有13歲，身高1米4，王建是一個1米7的56歲成年男人。她的兩只胳膊被按著，張著嘴大聲呼救。

但呼救引發(fā)了更可怕的威脅，對方掐著她的脖子“再喊就弄死你”。那一刻李佳真以為自己要死了，她放棄了反抗，絕望地僵在床上。侵害結束后，她蜷縮在床上靠著墻的角落里哭泣。

這件可怕的事發(fā)生在生父李國華家里。1996年父母離婚，母親周弘把她帶在了身邊，一同生活的還有再婚的丈夫。出事的那天，李佳和往常一樣去看望父親，在李國華和女友王珍出門后不久，那個男人就來了。

在她哭泣時，父親回家了。他對女兒說，“你要是說出去，我就殺了你和你媽”。李佳顧不上怨恨，恐懼吞噬著她。

之后李佳“乖乖地聽話”了，以為只要順從就會沒事了，但侵害卻一而再再而三地發(fā)生。第一次強奸后，緊接著是第二次，施害者還是王建，后來，她又被一個叫李春介的男人強奸三次。在后四次性侵犯的調查筆錄里，“反抗”的字眼非常少。

還有一次比較激烈的反抗，發(fā)生在她被賣到洗浴中心的頭幾天。被關在漆黑一片的房間里，她拼了命地捶門、大喊、尖叫。漸漸地，她沒力氣反抗了。如今她想不起來當時有沒有條件逃跑，洗浴中心的大門敞開沒有。她說，即便敞開，也沒有膽量跑。前后15天，李佳被三四十個男人侵犯，她形容自己就像機器一樣運轉。

放棄反抗也意味著絕望。在洗浴中心，她的手機被沒收，沒法求助。那幾天，父親來找過她幾次拿錢，走之前威脅她“敢跑就殺了你”。一想到母親的個頭也不過1米5，根本干不過父親，她就陷入孤立無援的絕望。

只有一次，希望的曙光照亮過她。8月20日，在被送到洗浴中心的第五天，猶豫再三，她選擇相信母親一次，借了一個手機向周弘撥出了求助電話。

接到電話的母親報了警。在民警的幫助下，李佳被解救了。從洗浴中心出來，她光著腳，立刻撲在母親懷里，哭得厲害。面對民警和母親一連串的疑問，她什么也沒有說，堅持要回到父親那。

為什么要回到父親家？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困境。李佳著急地解釋，“他說我不能回家，否則會把我和媽媽都殺死，我真的信”。此后的很多次，面對民警、律師、記者的質疑，她都重復著同樣的話。

李佳的順從換來的是侵害的再次升級。調查筆錄顯示，8月22日，在回到父親家的第三天，王珍說帶她出去“溜達”，那時李佳還以為她終于可以回家了。但她再次被賣到了另一家洗浴中心新圣潔。9月2日，經(jīng)過母親的不懈努力，李佳第二次被救出，帶到了派出所。那時她已經(jīng)在新圣潔待了10天了。

父親的威脅即便在派出所也如影隨形。在4份警方的調查筆錄里（2005年9月5日、9月29日、10月10日、2006年3月18日），母親不在場，李佳被迫撒謊，說是自愿的，“我已經(jīng)被父親嚇得精神不太正常了，不知道該說什么，不該說什么”。另外5份筆錄（2006年3月14日、3月16日、4月5日、4月10日、5月11日），李佳提到了“不同意”的字眼。而這5份，下面都有“以上情況是我在場的情況下完成”的周弘親筆簽字。

從侵害開始到結束，“害怕”一直支配著李佳的順從，但恐懼-順從這對關系，很久以前就牢牢扎根在了李佳的潛意識里。“你知道那種刻在骨子里的恐懼嗎？”這天回憶起父親，李佳把手里揉爛了的紙巾用力撕成碎屑?！澳欠N恐懼就像老鼠見了貓，他說殺了我的時候不是說說而已，他一抬手就能弄死我”。

在她的記憶中，父親沒有一天不喝酒，他會突然毫無緣由地暴怒，操起身邊菜刀、酒瓶、杯子，往她身上砸過去。在李佳的臉上，現(xiàn)在還留著一道四厘米左右的傷疤。

女兒的說法在母親那里得到了證實。周弘的頭上也有一道指甲蓋大小的傷疤，是用刀砍的。李佳說的那種恐懼，也刻在周弘的骨子里?！拔抑灰肫鹚?，心就會突然被提起來”，她避免提到李國華的名字，而是用“那個畜生爹”來稱呼他。“我都信不著他，擔心把女兒給禍害了”，以前女兒去李國華家回來后，周弘總會擔心地問，你爸摸過你沒有。

李國華為什么要指使他人對親生女兒性侵，這是一個謎。在2006年3月15日的警方調查筆錄中，李國華供述，把女兒的初夜賣掉，是王珍的提議，“找個有錢的男的，把李佳養(yǎng)起來，改善一下家庭條件，我就說愛咋咋地”。但王珍否認，在2006年3月16日的調查筆錄中，她供述是李國華的主意，“他想租樓房住，但沒錢，讓我給李佳介紹一個有錢的朋友?！?/p>

真實情況究竟是什么，也是一個謎。在多份調查筆錄中，李國華提到女兒的語氣極其冷漠，他不記得女兒的生日，對她的痛苦視而不見。第一次侵害發(fā)生時，他和女友出去喝酒了，算著時間回到家后，他瞥了一眼角落里哭泣的女兒，然后打開了電視，邊喝酒邊看。

對此周弘只能給出這樣的解釋，“他想要兒子”“他人品太差，連他爹都打”“他成天和小姐混在一起”“他沒錢”，這些都說完了，她還是不理解，“那個畜生，誰尋思他能干出這樣坑人的事？”

李佳也想知道答案，有兩次，她很想問問父親，為什么要那么對她？

第一次是她被強奸后，聽到父親的威脅。那時她才意識到，父親是知道這件事的。但她怕挨揍，問不出口。第二次是她被救出來后，拼湊出了事情的全貌。但那個時候，父親已經(jīng)被逮捕，她也沒有得到答案。漸漸地，絕望腐蝕了她，她不想問了。

新圣潔洗浴幾經(jīng)易主，如今已經(jīng)改名，大招牌底下還留著“新圣潔洗浴”的小字。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攝

艱難重啟

“噓！”每次周弘去李佳家，開門總是看到女兒把食指按在嘴唇上，意思是“不許亂說話”。周弘會使個眼色告訴女兒，放心吧。到女兒家，她會把手機靜音，害怕律師和其他知情人給她打電話，一不小心在女婿和外孫面前泄露了那個可怕的秘密。女兒曾威脅她，“要是你給我搞砸了，我就抱著兒子跳樓”。

李佳深信，如果給丈夫和孩子知道她是“賣淫女”，這個家就沒了。組建家庭，是她自己的主意。那一年是2014年，她22歲，距離那件可怕的事已經(jīng)過去9年了。既然已經(jīng)在家里走不出來了，嫁人起碼也可以從一個房子，挪到了另一個房子，她想。

丈夫是熟人介紹的，大她9歲，沒有固定工作，偶爾去飯店幫忙送貨。初次見面的那天是在母親家里，兩人沒說一句話，沉默了兩個小時。不久，這個男人向她求婚，她答應了?；槎Y安排在當?shù)氐木茦牵罴汛┲榧喺驹谂_上，司儀問什么答什么，有那么幾個瞬間，她感受到了新生的快樂，但大多數(shù)時候，她木然地看著臺下的人吃飯。

同房之夜，李佳閉著眼睛，身體在發(fā)抖。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像個“正常人”，她強撐著配合丈夫。她欺騙丈夫，以前交過男朋友。

這是她和丈夫撒的第一個謊，她知道開了頭，就要用無數(shù)個謊言來圓。有律師、記者找她，她要想個理由，比如說去見母親。她還要想，丈夫如果問，你為什么不帶我去。她要怎么回答。撒謊太困難了，她的生活圈子只有母親、丈夫和孩子，她編不出一個出門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她害怕又自責，她覺得對不起丈夫，甚至想到整個婚姻都是一場騙局：如果他知道自己的過去，還會娶她嗎？

更多的時候，李佳以沉默代替撒謊。每當丈夫問她，你為什么不出門，為什么沒有朋友，為什么不工作，為什么不快樂，她總是低著頭，什么也不說?！拔液ε滤麊栁?，我回答不上這些問題，只要做到安靜，就不會說錯話”。

久而久之，丈夫不再問她這些問題。他習慣了妻子的“不正?！保屗谧约悍块g里呆著，不打擾她。有時丈夫在家里看電視，會把聲音調低，李佳躺在不遠處的臥室里，她想，他這是在陪我。

李佳在床上躺著的那些日子，丈夫承擔著更多的家庭負擔，賺錢、接送孩子、買菜。每次李佳找不到路，丈夫會來接她回家。和他在一起，李佳有了安全感，對他充滿了感激。但她從未和丈夫表達過，“我們兩個零交流，就像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的朋友”。

丈夫為什么愿意和她過？她沒問過，她猜也許是因為有了孩子?；楹笠荒辏罴焉铝撕⒆用?。毛毛還沒到一歲，李佳就和丈夫分房睡，9年里不再有性生活。她給丈夫的理由是孩子太吵，讓他帶著睡。沒說的是，她受不了和別人躺在一張床上，即便是她最愛的孩子。

毛毛現(xiàn)在已經(jīng)小學二年級了，一次他開玩笑說，自己才不要找對象，因為媽媽在家啥也不干，都是爸爸在賺錢養(yǎng)家。聽到兒子這么說，李佳一個人回到房間，關起門來，大口呼吸，沉默地流淚。如果丈夫和孩子不在家，她會沖著空氣使勁地喊。

宣泄里有她這些年來巨大的不甘。關于學校，李佳的記憶停在了小學。一張出事前三個月的畢業(yè)照里，李佳看著比旁邊的同學更瘦小些，她身高1米4，在班上坐第一排。那時，她還是一個喜歡畫畫和跳舞的小女孩，有著當藝術家的夢想。如今那些痕跡已經(jīng)被抹去了，畫出事后扔了，舞蹈動作一個也不記得。她再也沒有回到從前的夢想里。

她拒絕了母親介紹的所有工作，面對其他“重啟人生”的提議，她也覺得無望。有人建議她去找心理醫(yī)生，她覺得可笑，“誰也救不了我，我就問，時間能倒回嗎？”

即便如此，她的內心深處，還是有一件事可以“重啟人生”——把罪名改過來。

坐了過夜硬座，周弘提著行李箱凌晨3點到達目的地。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攝

8點到了，該打胰島素了。因為要掀起衣服打肚皮，周弘躲進了逼仄的廁所。賣零食的列車員幾分鐘前來過，小車里有藍莓干、牛奶片、芒果片，她說不吃，有糖尿病。這些年來她得了好多病，除了糖尿病，還有腦梗、心臟病、肝囊腫、淋巴癌。由于糖尿病引發(fā)的精神病變，她的腳腕子比手腕還細。她不敢去醫(yī)院，怕查出來鬧心。

從2007年到現(xiàn)在，老家到北京的列車不斷提速，從14個小時到6個小時，但她只坐最便宜的硬座——128塊。對她來說也不是個小數(shù)目，夠她吃半個月了。

打完胰島素，周弘在三人座的硬座躺下。可她睡不著，躺下就開始刷手機，里頭收藏了很多文章，內容差不多是這些：“有事找記者打哪些電話”“貪腐局長被抓”“怎么去最高法院申訴”。

2007年3月的一天，周弘收到判決書，上面寫著“判定王建構成嫖宿幼女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吹竭@個結果，不懂法的周弘還是氣得發(fā)抖，“那不就說我女兒是賣淫女了嗎？”此后，她申訴了八次，失敗了八次。

剛開始周弘也鬧不明白“嫖宿幼女罪”和“強奸罪”的區(qū)別，但卷宗里的一些細節(jié)，讓她難以接受。比如，王建在2006年4月3日的調查筆錄中供述，“她愿意（和我發(fā)生性關系）”。

本案的代理律師彭曄介紹說，根據(jù)刑法規(guī)定，奸淫幼女被視為強奸罪中的法定從重情節(jié)，最高可判處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罰為5至15年有期徒刑。

上世紀90年代，司法機關在嚴打賣淫嫖娼時發(fā)現(xiàn)其中涉及幼女，一些賣淫組織故意隱瞞幼女年齡，有嫖客則以聲稱不知對方未滿14周歲為借口，試圖逃避強奸罪。為了區(qū)分開嫖宿幼女與普通嫖娼，更嚴厲地處罰這種犯罪，1997年，嫖宿幼女罪成為獨立罪名，與強奸罪相區(qū)別。

然而在實施過程中，立法初衷逐漸走樣。在1997年-2015年間，發(fā)生了多起性侵幼女案，涉案人多按“嫖宿幼女罪”定罪，引發(fā)了學術界和媒體界的爭議。據(jù)公開資料顯示，2008年全國“兩會”便有全國政協(xié)委員提出取消嫖宿幼女罪的提案。

積極推動廢除該罪的全國婦聯(lián)執(zhí)委孫曉梅教授指出，依據(jù)《兒童權利公約》所確立的“兒童優(yōu)先”“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所有兒童賣淫活動中的兒童均被推定為“被利用”的，而“嫖宿幼女罪”的名字會導致幼女被打上道德缺陷的標簽。

周弘最在意的是為女兒“正名”，把女兒從“羞恥”中拉出來，也把她自己拉出來。

這些年，為女兒奔走，是周弘全部的人生?！拔疫@個當媽的，欠孩子一輩子”。她說女兒以前很優(yōu)秀，“不用管”。但“不用管”也許意味著疏忽，她說不出女兒的成績排名，女兒小學時畫的畫，她也沒印象，“搬家時全扔了”。女兒出事的那段時間，她忙著賣水果，沒有每天給女兒打電話，關心她在哪兒，直到女兒給她打求助電話，她才瘋了一樣拼命去找。

周弘困在了“贖罪母親”的角色里，她常念叨著“如果”開頭的猜想。如果能早點離開那個家暴的丈夫；如果第一次救出女兒后，再堅決一點，不讓她回前夫家……女兒是不是就不會像這樣。

法院的判定和母親的申訴，影響了李佳對于罪名的認知。一直以來，她以為那件可怕的事留下了“賣淫女”的案底。她的大部分“恐懼”都來源于此：總有謊言被戳破的一天，不是兒子日后考學，就是他參加工作的時候。

直到今年4月新京報記者到訪，提醒她不必擔心影響孩子。她才驚訝地意識到自己錯誤地背負著“罪名”。她問記者，“你說我沒有案底，是真的嗎？你沒有騙我吧？”

周弘在北京借住在一對夫妻朋友家。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攝

出事以后，母女感情一度撕裂。因為怨不著父親，李佳的怨恨發(fā)泄在了母親身上。大概有十多年，李佳只喊母親的名字“周弘”。一不順心，她就威脅母親要去跳樓，這是她慣常的情感要挾。周弘知道，這不是女兒的錯。

一次，她把帶血的衛(wèi)生巾扔在客廳泄恨，繼父拿著小塑料袋跟在背后默默撿起。另一次，母親帶她逛街，她走到一家服裝店，指了一圈，“一樣一件！花不到你的錢我就難受！誰讓你生下我，誰讓你倆離婚”。周弘低著頭想，孩子說得對，說啥也不能生氣。她知道，這也不是女兒的錯。

這些年，母女間隔閡的縫隙逐漸被不理解填滿。周弘不知道女兒最深層次的恐懼來源于“案底”。對于女兒的“反?！保目捶ㄊ恰斑@孩子走不出來，總害怕給別人知道”。但再深一點，女兒在洗浴中心被迫賣淫所帶來的羞恥，她無法切身體會。

“媽媽不理解我”，李佳常這么想。有一次，母親給她介紹了一個賓館前臺的工作，她朝著母親大喊大叫，“你嫌我不夠丟人是嗎？”

周弘也覺得女兒不理解她，她的人生也破碎了。1998年，嫁給第二任丈夫的時候，她給自己起了個網(wǎng)名“幸福的女人”。2005年，女兒出事了，她把網(wǎng)名改成“盼望”。2018年，第二任丈夫生病死了，她覺得沒什么能盼望的了，改成了現(xiàn)在的“紅紅”，周弘希望這個名字能給她帶來好運，祝她的人生再翻身。

這兩年，她的人生似乎有了一點好的跡象。毛毛漸漸長大，李佳不恨母親了。她好像突然看見了母親這些年的辛苦，那些母親無故消失的日子，那些她背過去打電話的身影，在她腦海里一遍遍閃過。

有一次，看到母親殘破的黑指甲時，她摸著看了半天，轉頭就哭了。那是母親去餐廳刷碗，被84消毒液混入的洗滌靈腐蝕的，一碰水就鉆心地疼。周弘其實不想讓女兒看見她的指甲，這些年遭的罪，她幾乎不和女兒說。

和女兒，她提得更多的是希望。去年3月，周弘認識了兩位律師愿意提供免費法律援助，每次提到他們，她總不忘感嘆“真是大好人啊！”其實這些年，她有許多想要感謝的人。社區(qū)的工作人員從未為難過她，每次見面總會說幾句寬慰的話。她也忘不了與一位司法人員的會面，那天對方問她能不能摘下口罩，“讓我看看你這位偉大的母親”。

今年4月，聽說新京報記者要來。李佳猶豫了一天。第二天，她洗了個頭，穿戴整齊地來了。她是如何說服自己的？她說，“為了我自己和媽媽，我想再試一次”。她把兩手的指尖碰在一起，比了個碗大小的形狀，“我現(xiàn)在的痛苦這么大”，然后兩只手慢慢靠近，疊成兵乓球大小，“如果成功，那就變小了這么多，我知道痛苦永遠不會消失，但是”，她低著的頭微微地抬了起來，“從此，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在路上了”。

周弘也在盼著這一天。那時她會叫上女兒去廟里呆一段時間，靜靜心。然后找個固定工作，為女兒再攢點錢。更重要的是，“咱們娘倆都可以開始新的人生了”。

在周弘的申訴材料里，夾著一張剪報。那是2013年的一篇報道，那年13歲的小蘭被40歲出頭的楊某慶帶到酒店開房，發(fā)生性關系后，楊某慶給了小蘭800元。2015年3月，邛崍法院作出判決，判楊某慶強奸罪，并從重處理，有期徒刑5年。這是國內首次對嫖宿幼女的犯罪者以強奸罪判刑的案例。

七個月后，2015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lián)合發(fā)布了《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guī)定（六）》，廢除嫖宿幼女罪，此后奸淫未滿十四周歲幼女的罪犯，根據(jù)刑法第236條規(guī)定，以強奸罪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