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單身青年人口規(guī)模上升

“單身社會”被西方學者用以描述“單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來越多并逐漸趕超核心家庭數量”的現象。相比西方，家庭制度在東亞地區(qū)歷來在闡明一般社會關系和生活安排方面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當前，我國單身青年規(guī)模的大幅增長已經引發(fā)了社會對其未來生活的關注，并激起了對更宏觀的家庭婚姻制度的討論。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我國男女兩性的初婚年齡達到29.38歲和27.95歲，創(chuàng)歷史新高。

同時，20—49歲未婚人口規(guī)模達1.34億人，同年齡組中一人戶的數量也迅速擴增，達到5897萬戶，社會個體化趨勢明顯。

我國單身青年人口規(guī)模逆趨勢上升，對該人群特質的探討不僅是把握當前人口形勢的必然要求，也是進一步理解未來單身社會演進的前提與基礎。本文綜合歷次人口普查數據與大型調查數據，從人口特征、社會經濟生活與家庭私人生活三大維度刻畫當前20—49歲單身青年的特征與演進態(tài)勢，并重點關注35—49歲晚婚與不婚的青年實踐者，為理解我國社會個體化的發(fā)展進程提供重要線索。

我國單身青年呈現出七大特征

基于歷次人口普查數據以及大型調查數據，從人口、社會經濟與家庭生活三大領域入手，基于社會與人口模式的探討以及趨勢分析，研究認為，中國向成年過渡的生命歷程呈現日益多樣化的形式，越來越多的青年選擇晚婚、不婚以及獨立居住，使其處于單身的時長在生命周期中不斷拉長，但影響個體化進程的因素在不同人群中作用強度不同，差異性與共性并存。

具體而言呈現出如下七大特征：

一是

單身青年人口規(guī)模逆勢增長，其中35—49歲年齡段增長幅度最大。這是婚姻不斷推遲、結婚率持續(xù)走低的結果。

二是

單身青年總體的人力資本與城鎮(zhèn)化水平持續(xù)升級，但在宏觀社會環(huán)境與微觀社會經濟地位作用下逐漸分化，呈現出“被動單身”與“主動選擇”并存的情境，且極化加劇。

三是

單身青年的就業(yè)狀態(tài)和就業(yè)質量整體弱于青年總體，體現了就業(yè)對婚姻的促進作用，但該作用主要體現在35歲以下的青年中。35歲以上單身青年就業(yè)質量存在兩極分化，但整體水平逐漸接近于青年總體，表明“主動選擇”型單身青年比重的增加。

四是

無論主動還是被動處于單身狀態(tài)，單身青年的財富狀況整體較青年總體差，對應著其較低的未來信心、主觀收入與地位認知，彰顯出單身青年相對弱勢的社會心態(tài)。

五是

在居住方式上，單身青年獨立性提高，單人立戶水平上升，但存在城鄉(xiāng)分化。城鎮(zhèn)單身青年變得更加獨立于原生家庭，但農村單身青年反而在居住上更依賴原生家庭。

六是

單身青年在生活態(tài)度上呈現“弱家庭、強自我”的特征，向成人過渡的生命事件發(fā)生延遲，其閑暇生活更加豐富，也更關注自我的提升。

七是

單身青年社交網絡與朋友綁定更為密切，但也存在以家庭為代表的強社會關系支持的潛在脆弱性。

單身青年規(guī)模的不斷增長會推動社會的進一步變革

我國現階段單身青年規(guī)模的上升，其主要動力還是婚姻的推遲。換言之，由于青年從成年到進入婚姻的時間被不斷拉長，群體層面處于單身狀態(tài)的青年規(guī)模和占比均呈現持續(xù)增長的態(tài)勢。以日本和韓國2020年的平均初婚年齡為參考，我國的婚姻推遲還將持續(xù)，并將進一步推高單身青年的比例。但需要看到的是婚姻仍然是中國青年當前的主流選擇。

即便單身青年的規(guī)模持續(xù)上升，中國離嚴格意義上的“單身社會”——單身成為個體不容忽視的選擇的社會情境——還有一定的距離。

中國單身群體內部存在極大的異質性，揭示出單身青年規(guī)模擴大的背后交織著復雜的社會進程。無論是由于性別比失衡以及梯度婚姻造成的婚姻擠壓，還是類似發(fā)達國家的“劣勢模式”現象，都指向了“被動單身”情境下的單身青年。因為社會經濟地位的天然劣勢，這個群體很難達成婚配的目標。

需要指出的是，這并不是社會發(fā)展中的新現象，但隨著婚姻的物質門檻被不斷推高，婚姻擠壓還有加劇的趨勢。

那些“主動選擇”情境下的單身青年，通常具有較高的受教育水平。這也催生了他們價值觀的個體化轉型。如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所預測的那樣，他們更加積極地建構個體的價值體系及其與婚姻家庭的關系，或者主動推遲婚姻，或者不婚，形成多元的親密關系和婚姻模式的實踐，但是他們仍然只是當前單身青年中的較少數。事實上有更大數量的青年介于“被動單身”與“主動選擇”兩類情境之間，他們并沒有試圖改變對婚姻的預期，但在現實生活中卻面臨各類婚戀的困境。

一方面，

在個體化進程中，青年群體開始強調婚姻對個人的價值，然而消費主義的興起與房價的不斷攀升，極大抬高了進入婚姻的物質門檻。法律變更下家庭財產分配方式的變革，也使得婚姻中審慎的理性計算不斷增加。對婚姻在物質與精神層面的雙重追求，進一步增加了婚姻的匹配難度。無論是婚姻搜尋難度的增加還是物質準備時間的拉長，都延緩了青年進入婚姻的節(jié)奏。

另一方面，

就業(yè)市場的不穩(wěn)定性與高競爭性，不僅加大了個體婚姻準備的難度，也擠占了可投入婚戀的時間與精力。特別是女性因面臨公私領域的雙重性別困境，更加難以平衡事業(yè)的發(fā)展與傳統(tǒng)文化下沉重的家庭責任。婚姻締結的困難就在于無法平衡上述多對矛盾，個體在追求婚姻所帶來的情感價值的同時，又力爭排除可預估的束縛和對個體利益的潛在威脅。在多重矛盾下，個體依據所擁有的資源形成了不同的應對方式。一些青年努力達成婚姻的預期，但不可避免地推遲進入婚姻的時間；另一些青年調整對人生的規(guī)劃，進入“主動選擇”的情境；還有些青年則壓制結婚的意愿，放棄婚姻市場上的主動性，最后滑入“被動單身”的情境。事實上，針對日本的研究發(fā)現，真正的不婚主義者仍是少數，越來越多的青年因對婚姻的低欲望而“無計劃地導入單身”。

單身青年規(guī)模的不斷增長會推動社會的進一步變革。理解單身社會的演進過程，并為潛在的變革做好準備，可能是當前更務實也更為重要的事情。

對于“單身社會”的擔憂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有意愿進入婚姻卻不能的單身青年。

這部分人群不僅包括受到婚姻擠壓，面臨著高額婚姻成本而無法負擔的困難群體，也包括受困于滯后的家庭性別分工與激烈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女性。如何解決既有的性別、年齡與單身歧視，改善個體的生活處境，是面對初婚推遲、人口形勢變化時需要直面的問題。

二是正處于單身狀態(tài)的青年人。

如何避免因過分原子化而導致的相互孤立，這不僅需要增強單身青年獨自生活的能力，還需培育出彼此支持的公共文化，使得單身青年可以依賴各類場所與多元服務展開社交，從而滿足其內在的聯結需求。

三是單身青年內部的社會分化。

既有文獻指出，我國越發(fā)同質性的婚姻匹配模式，正在強化當前的財富不平等，并持續(xù)抬高婚姻的準入門檻。困難群體或將承擔社會向下流動的不利后果，并加劇社會不公平與社會階層固化的風險。需要指出，本文所討論的單身青年及其在人口、社會經濟生活與家庭維度的特征，僅為狀態(tài)而非因果性質的描述，同時未包含離異、喪偶的單身青年，因此只是不斷變化的中國社會的一角。更多討論有賴于對當前青年群體的長期觀察以及面向更廣泛人群的持續(xù)研究。

（作者：

李婷、鄭葉昕，

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家庭與性別研究中心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